近30年生育率低，房价调控与户籍改革成关键

近日，部分城市陆续公布人口出生率相关数据。

2月5日公布的宁波慈溪2020年出生人口数量较2019年下滑约12.27%；温州58家助产机构出生73230人，比2019年同期减少19.01%；合肥市统计局公布2020年出生人口比2019年下降了约23%；广州市2020年活产数比2019年下降了约9%；台州市2020年出生人口比2019年下降了32.6%……

就连“母婴圈的网红”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近日也在其公众号上发文：“我曾经和很多省份的专家沟通过，2020年大家分娩量的下降基本上是在10%-20%之间，以此估计2020年中国的分娩总量下降10%-20%是大概率事件。”

由于去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尚未公布，暂时无从获悉去年全国出生率的精确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自1949年以来出生率的最低值。

“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经将近30年，早已埋下未来人口长期负增长的种子。”人口与未来网主编何亚福对分析称，在“十四五”期间即2021-2025年，我国的育龄妇女数量还会继续减少，平均每年减少400多万人，而处于生育旺盛期的20~34岁育龄妇女数量平均每年减少500多万人。如果不能显著提高生育率，那么“十四五”期间我国的出生人口大概率会逐年下降。

“在人口出生率持续下滑的情况下，城市化、城镇化包括人口在地区之间的流动显得更为重要。”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2月7日对分析。

在陆铭看来，提高城市出生率，应该更加多地从生活、生养孩子的成本入手，避免让房价成为挡在人口向城市、大城市迁移的“大山”。而客观上，大城市确实存在高房价的问题，应该从缓解住房价格上涨趋势、增加公租房建设来降低居住成本。

探因2020年国内人口出生率下跌

何亚福分析2020年出生人口下降的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新冠疫情导致许多底层民众失业或降薪，从而家庭收入减少；二是二孩堆积效应减弱，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到2020年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三是育龄妇女数量减少，“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育龄妇女数量平均每年减少约500万人；四是高房价以及抚养孩子的成本过高，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普遍低迷。

查询中金公司研究部报告发现，生肖偏好对于出生人口可能也会存在一定影响。2020年是鼠年，不少风俗认为老鼠不是讨喜的动物，会一定程度影响生育意愿。但从历史数据来看，生肖偏好对出生率的影响在较长时期内会被熨平。

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男女结构比例失调。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年)》，性别排名为1-3的地区是天津、广东和上海，相关比分别为123.2(女性=100)、118.1和107.9。在抽样调查中，天津男性与女性未婚人数的比例为2:1，排名到了全国第一位。在去年人口普查后，有专家预测2020年这一数据的差距将达到3000万。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近期曾撰文分析称，当前生育率下降的核心原因是生育意愿低迷。注意到，尽管二胎政策的生育高峰已过，但在知乎等各大论坛类似“不生二胎、三胎，长远看以后会后悔吗”的讨论比比皆是，不少人表示有生育意愿，无奈住房成本和教育成本过于高昂。

根据《2019年全国50城房价收入比报告》的数据，深圳房价收入比是35.2，也就是说，对于深圳的普通家庭来说，不吃不喝，平均需要35.2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上海、北京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5.1和23.9。

人口出生率降低冲击经济

在人口学界有一个常识性的规律，当人口年龄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之后，大约经过15年左右的时间，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年龄结构也会发生改变。

由于人口变化是缓慢的，出生率下降的影响也是缓慢显现的。华侨大学人口学博士李翔在《低生育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一文运用大量定量研究得出， 低生育率一方面会通过改变劳动供给水平降低劳动参与率，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中介效应；另一方面，也会通过改变人力资本投入水平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中介效应。

据吉林大学隋澈在《中国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于2013年达到100582万人的历史最高水平，之后开始减少。利用GDP分解法，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把1980-2015年的人口年龄结构换成“全面两孩”政策下2016-2041年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将会下降1.39个百分点。

虽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能直接等同于居民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但这一数据构成了一国居民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主要物质基础，是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重要参照指标。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稳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与高收入国家发展的差距继续缩小。如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将会影响迈向发达国家的步伐。

“从人作为人力的角度看，人口红利已经成为过去式，人口负利及伴随而在的抚养人口激增，凸显劳动力短缺，用工成本上升，成本优势弱化会影响国际竞争力。人作为消费人口的角度看，老龄化转折点前后会出现消费总量的断崖式下滑，对经济冲击明显。”方正和生投资李新颜曾在一个人口论坛上称。

从产业方面看，以年轻劳动力为主的传统产业，如纺织、服装、建筑、园林等传统产业将会发生深度转移与调整。据中金固定收益团队近日的研究显示，由于出生率下降，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的中枢可能也将波动下行，对应的地产后周期的居民消费需求，如家电家具等，以及新生儿的消费需求，如母婴消费、在线教育、幼儿园等可能也将会回落。

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也间接加速了社会的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数量、老年人口比重、少年人口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都表现出上升的趋势，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这有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据新京报报道，2020年除广东、北京、福建、江苏、浙江、上海和山东外，其余省市养老金净贡献均为负，均依靠中央调剂。

户籍改革与房价调控是关键应对之策

2020年，中央层面再次就生育政策定调——《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同时应对老龄化社会也被提升为“国家战略”地位——“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何亚福认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措施，就是要提高生育率。因为无论哪种养老方式，本质上都是工作年龄人口养活老年人口。一个老人可以不依靠自己的子女来养老，但所有老人则必须依靠所有劳动年龄人口来共同养老。如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无论哪种养老方式，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为提升出生率，中国人口政策正在从限制生育向鼓励生育的根本转变。今年1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做《关于2020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其中一项工作是，要求各地对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相关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而最近两年，不少专家基于二胎政策的效果，在呼吁政府开放三胎或全面放开生育。

除了在生育政策方面着力，陆铭分析，在人口出生率持续下滑的情况下，城市化、城镇化包括人口在地区之间的流动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会带来劳动力资源的紧缺，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以及缓解社会养老的压力。

“一方面，从增加出生率的角度来解决问题，但另外一个方面，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就是提高劳动力在不同地方的利用效率。相比而言，城市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农村，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小城市。”

陆铭指出，借助户籍制度的改革，可以促进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和从小城市向大城市的这个流动，从而提高劳动力的利用效率，增加城市地区、大城市地区的劳动力的供应来促进经济增长，刺激内需。

然而据中金固定收益研究显示，高房价和高生育成本对居民生育能力和生育意愿的挤出，在一线城市更为突出。陆铭认为，城市出生率的高低，本身应该更加多地从生活、生养孩子的成本去改变，而不是去阻碍人口向城市和大城市迁移。客观上，大城市存在高房价的问题，应该从缓解住房价格上涨、增加公租房的建设来降低居住成本。

陆铭还提到，在公共服务方面，要通过公立的教育和医疗体系的建设来降低生养孩子的成本，而不是让人们不要到城市，这对于劳动资源的利用效率是不利的，反而有可能使得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得不到解决。